从技术角度上来说，贞观朝发展到现在，进行全球远洋探险的条件基本成熟。但动力相当的薄弱，尤其是唐朝距离贵金属易开采的高产地区，是相对遥远的。不管是体型硕大的犎牛，还是说玉米、番薯之类的农作物，意义都不大，回报率低到令人发指。
和精耕细作以及提高农业技术水平比起来，所谓的美洲“高产作物”，就是聊胜于无的垃圾。
都是作为抵抗灾害的抗风险粮食，与其远洋追求番薯、土豆，本土所产的芋头同样能够达到要求。
然而贾思勰的理论终究鲜有小农真正去施行，还是那句话，屁股决定脑袋。在真正遭遇灾害之前，普通小农是不可能真的去浪费本就不多的耕地，去防备还未发生的灾年。
再者，政府部门的地方官僚也好，还是说地方的“乡贤”也罢，因为粮食税赋的客观存在，同样也不可能让农民去种什么抵御灾年的作物。
芋头作为杂粮，即便按照百分之五十的税赋来计算，到手也无太大意义。劝课农桑的考绩，可从来不是说让农民种杂粮。
再者，相较这些块茎粮食，谷物类主粮的耐储存能力强到爆棚。哪怕是在剑南这种常年潮湿的地方，通过特殊的仓库架设，照样可以让稻米存放三年依旧可以食用。
张德为沔州长史的时候，针对獠寨的特殊地理环境，就设计过一种底部悬空的圆柱体尖顶谷仓，獠寨能够把粮食存下来，乃至最后“化獠为汉”缴纳粮税，也是得益于这种新型仓储手段。
所以现实条件上来讲，唐朝地方势力即便愿意冒险，其距离也不会太远。因为远方的世界太过贫瘠，若非政治上军事上有特殊意义，西域和河中都没有开拓的意愿。
但凡一个“开疆拓土”的帝王，从来不是为了“开疆拓土”而“开疆拓土”。首先是要达成某种政治或者军事上的目的，随后才会通过文化宣传，来包装这种行为，总结起来，就变成了四个字：开疆拓土。
其赋予的意义都是在四个字背后，倘若哪个王朝或者哪个帝王，只是以“开疆拓土”本身来洋洋自得，那必定是个弱鸡王朝，又或者是个虚弱病态的帝王。
在这个时代，要让家犬们化身野狗，方法不算太多，大抵上只有一个，家犬被主人用鞭子抽着赶出家门，流浪在外的家犬，为了求存求活，自然而然地变成了野狗。
上至帝王，下至小农，大抵上都是如此。
张德把武汉的家犬们往外赶，苏州杭州的地方世家们也把家犬们往外赶，洛阳、长安、太原、漠北……林林总总的地方权贵，其形式大同小异，只不过各自包装的美妙之言，有些小小的差别罢了。
漠北那些部落贵族或是大商人的子弟，一多半都要以“义从”的形式成为“圣人可汗”陛下的走狗，前往西域，前往河中，然后打生打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