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堂堂才之秀者杜正伦跑来问张德要经济数据和农业数据，这其实是很滑稽的事情，然而实际上像杜正伦这等精英对具体实务的数据也没有方向，才是唐朝贞观年的正常情况。
便是户口统计，自李唐建立，开元至今已有二十年，其数据汇总还是一团糟。王孝通之流，根本没有建议权，更遑论决策权。
用一句话来概括，像王孝通老爷子这样的数据专家，他在贞观朝的应用数学论述，连专家意见都不算，更谈不上什么专家报告。
唐朝朝廷的组织力，是不如“忠义社”及“华润号”的。究其原因，这个朝廷还要承担社会义务，而“忠义社”追求的是利润，有利润，就有动力。
如长孙冲之流，倘使张德跟他讲大义讲德行，大约结果只会像程处弼狂扁温挺一样；而如果张德跟他讲茶砖出关在草原获利翻五倍，大表哥能把借贷记账法学个通透，还能顺便学契丹、靺鞨、室韦、高句丽、新罗、百济、突厥……十几种语言。
欢州原本是南交州，即便是一地主官或者军事长官，对当地风土人情的考察，还是会和汉朝一样。具体到哪样东西能获取暴利，哪样经过二次加工能获取暴利，他们是没有这个主观能动性的。
一是此事涉及“谋反”，二是他们的主要收益，来源于仕途上的名声和权力。
声望可以获得更多的士族青睐，那么就能在吸纳大量土地及私蓄奴隶的同时，却又得到同为士族的照拂遮掩。再进一步，声望可以让家族的子弟轻易地获得朝廷的人事任命，因为在和别人同台竞争时，考察者首先熟悉的，是你那“贤才”的名声。
至于是不是吹捧，是不是水货，那都是任命之后的事情。
那些屌丝逆袭迎娶白富美的戏码，至少在此时，很难行得通。
马周途径洛阳之前，连“洛下音”都没掌握。宰辅之才尚且如此，遑论那些百里挑一的人物，只能沦落为郊县的刀笔吏，乃至做一辈子货真价实的“躬耕南阳”。
所以不难看出，唐朝核心地区的官僚尚且没有主观意愿上的做到对治下了如指掌，何况是边陲新得未稳之地？
然而“忠义社”却不同，社中子弟的父辈可能并没有追求这些边角料数据的意愿，但是处在社中，作为非嫡长子或者庶出之流的人物，他们倘若有些雄心壮志的，便要在分家之时，能够有足够多的安身立命之本。
换而言之，他们需要钱，于是有了维持“忠义社”逐利的意愿。而同时，张德在让他们逐利的过程中，将过程原原本本地铺展开来，每一个环节让他们了解、旁观、参与乃至组织。
数年来的潜移默化，即便是最愚蠢的二世祖，也知道这些环节“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