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要辽东巡抚一职？”高务实听完张四维的话，一脸诧异地反问：“心学门下现如今有值得一提的文帅吗？”
文帅就是文人出任大帅的意思，也就是能够掌兵的巡抚、总督。一直以来，除了王守仁本人之外，心学一脉中的文帅迄今为止还没有特别值得一提的，个别几个能打的文帅也都不是纯粹的心学派。
比如梁梦龙虽然是张居正的门生，而张居正又是徐阶的门生，但张居正本人的施政理念就谈不上“心学”，到了梁梦龙就更加与心学疏远，现在干脆“跳槽”到了高党的实学派阵营中来。
其实现在大明政坛的“心学”和“实学”划分已经与十年前有了不少变化，不再单单从师生关系、出身地域来划分，而开始以施政理念来划分了。
如果非要简单一点说，那大概就是心学派坚持“道德至上”，而实学派坚持“实效至上”；心学派坚持“治国在于人，治人在于德”，而实学派坚持“治国在法，而法因时而变”。
正经的说，心学虽有反对圣贤偶像，破除经典权威的积极意义，但其宣扬的“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注：出自王守仁《与王纯甫书》。]的“四无说”最终却酿成了支配整个学界空疏无实的学风，进而成为官场作风和社会风气。
“四无说”不是提倡人们去认识和改造社会，而是把人们引向逃避现实、脱离实践的歧途，为后来心学传人们搞虚无主义打开了闸门。这些王门后学鼓吹“现成良知”、“以无念为宗”，提倡敛心禅坐、虚静寡欲，使心学日益陷入空虚简陋的绝境。
这种弃实清谈的学风即便出现在一朝盛世，也会导致严重后果，更何况其泛滥于各种危机导致“并发症”的明末，那就更糟糕了，不仅不能拯救危机，反而使危机愈发严重。
而实学派则与之争锋相对。其实高拱青少年时代曾研习过阳明心学，但他步入仕途后，目睹士风空浮，政治腐败，便逐渐认识到了心学之非。
因而他多次提出要破除“虚套”、“旧套”、“常套”、“故套”、“旧习”、“虚文”、“拘挛之说”，特别是对政治中的“八弊”陋习更是深恶痛绝，立志要彻底革除之。
在高务实的暗中保驾护航之下，高拱得以顺利进行改革，提出“修内攘外，足食足兵”的改革纲领，“挽刷颓风，修举务实之政”[注：出自高拱《政府书答·答同年陈豫野书》]的改革目标。
他还明确提出一切唯实的施政方针，强调遵“实理”，做“实事”，行“实政”，反对一切表面文章和虚浮之风。
不同于心学后进们在施政理政方面只知泛泛其他，由高拱“组建”的实学派在人才观、军事观、法治观和理财观上，也始终贯串着鲜明的实学精神，如讲究“综核名实”，“务核名实”；倡导“以实为声”，反对“以声为实”；力求“法必贵当”，“罪必责实”；主张生财理财，“民受实惠”等等。
总之，心学派与实学派的最大差别就在于，心学尚“谈”，实学尚“为”。
因为这个施政理念之差，双方在政治斗争中的关注点也就有了差别。实学派这边比较重视的职务，在中枢就以吏部、户部、兵部为主。而心学派则尤其重视礼部的归属，同时对都察院也很上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