檄文很快广发天下，檄文到底起了多少作用大家不是很清楚，但有一点作用是明确的，那就是为英法联军的侵略行动披上了合法的外衣，而老百姓则没有什么被激励的地方，他们仍然会遭受战火的荼毒。
吴士礼中校惊奇的发现，在得知檄文的内容之后，天津城的市民们没有欢欣鼓舞，没有迸发极高的热情参与到这场捍卫皇室的战争中来，相反他们更加的悲观和怯弱。从一位长者那里吴士礼听到了这样的话，“恭王爷是奸王？他似乎没犯什么错，倒是你们来了之后，我们的生活一团糟……”吴士礼很欣赏这位长者的坦率，过了几天之后，他再去探望这位长者的时候，没见到人，听说他在街上被几名喝醉酒的印度锡克兵开枪打死了……
于是，吴士礼中校得出这个国家的百姓对于皇威和皇权淡漠的结论，他们对于皇权只存在畏惧之心，而没有半点敬仰之情，要他们为争夺皇位、皇权献身似乎是不大可能的。
但不论如何还是鼓舞了一批人，那就是绵愉以下所有站出来反对西太后的军将士兵们，他们有了效忠的对象和目标，也有了合法的大义名分，可以将战争延续下去了。
联军在天津城内休整了数日，随后传来的情报显示，溃败的清军在通州重整旗鼓，僧格林沁在一座通往京城的桥上竖起大旗拉住溃兵，最后他集结起了一支三万多人的部队。于是这位蒙古王爷还是阴魂不散的挡在联军前往京城的道路上。是如此的不离不弃。
虽然两万多英法联军加上四万余绵愉、荣禄的清国盟军，联军在兵力上第一次处于优势，但大家都承认。挺进北京，风险四伏。在塘沽地区的磨难，让联军上下都认为，这次进军有可能再一次被拖长，途中困难而危险。
这天，坏消息又传来，据海军的侦察情报。因水不够深，在天津白河上游，联军的船只无法航行。而天津原本足够多的内河船只被僧格林沁拿去填河，联军在这一地区没能找到适合内河航行的船只，因此想靠河道运输军需物资的打算落空。
而法军运输工具不足，他们缺少马匹、骡子、牛车等等。吴士礼怀疑骡马、牛等东西在塘沽时都被法军充作军粮吃掉了。所以联军军需运输供应问题严重。
这仅是一系列困难的开始，是一场真正大战的开始。对于统领这支联合远征军的两司令来说，真正严峻的问题是，他们必须坚决地冲向一个全然陌生之境。联军将进入什么样的地方？部队及行装和炮兵是否会被意外的困难和障碍所阻？海军因水深不足无法溯河而上，那么联军安营扎寨和物资供应将有何来源？而部队给养可能出现的困难及所带来的危险，比要战斗更为可怕。
好在他们的清国盟军给了他们战胜困难的信心，经过惠亲王绵愉和荣禄的筹划，清队派出一万骑兵和步兵充当前锋。格兰特和蒙托邦相信他们的盟军熟悉本地情况，能做得比联军要好。而英法联军尾随其后。他们打算稳扎稳打，建立稳固的后勤保障线，用6至7天的时间，一段一段地逐步向北推进，直抵通州，那里是清朝都城北京最后的门户，距北京不远。
攻占天津之后的第十天，清国盟军前导部队在前，联军分3个纵队，相隔一天出发。第一纵队在4月15日起程，包括英军800步兵和600骑兵以及2个阿姆斯特朗炮队，额尔金骑马跟随。法军纵队随后出发，秩序井然。由冉曼将军部下3000人马和2个炮兵连组成。
法军和法国使团出发的情景非常壮观，法国使团随军出征，占有显要地位。两个北非骑兵开路在先，紧跟而来的是葛罗男爵的轿子，由身强体壮的南洋苦力抬在肩上。接着是蒙托邦将军及参谋部成员。走在后面的大队伍，兴高采烈地行进在中国土地上，为越过先躯者们止步的界限而倍感自豪。
据说，葛罗本想留在天津，等候事态的发展。他觉得，这样“对于使臣来讲，比去冒征战风险更为适宜，更合身份，更方便些”。可是激奋不已的英使额尔金不听他的意见，不愿离开英军主帅一步！葛罗于是不得不也随军而行。
在致外交大臣的信件中，他写道：“一场如此特殊的外交之战，无论它对我来说有多么艰难、严酷，我都毫不犹豫投身其中；在天津与我们的清国盟友达成一致后，我便随法军一同前进了。”
为此，葛罗带了一支可观的外交使团及车队，有一批要员和随从，25辆马车、4顶轿子以及40来个南洋苦力。随行成员中有秘书巴士达和韦努耶、通译美理登和德拉马神甫、特里科海军上校、沙内将军副官约雷斯上尉，以及使团和军队联络员年轻军官布布隆。另外还有5名欧洲仆从，3位中国文人和8名水手等。葛罗率的随军使团享受军人同等给养，由军需处供应配额饼干、熟肉及白酒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