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势下，筹集军饷似乎已不再是朝廷的义务，而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战区地方官的责任。咸丰帝在国库一空的现实中，只让前方将帅打仗，不肯管也没有能力管前方的供给了。
于是，既然朝廷不负责军费，地方如何筹饷也理所当然地成为朝廷管不着也管不了的事了。于是，在战区各省，筹饷成了地方官诸般政务中的头等大事。除了湖南、湖北等少数省份用整理本省财政的方法，增加财政收入，许多省份的办法是利用各种名目加捐加税，其中有四川的按粮津贴和随粮捐输；江苏、安徽等省的亩捐；广东的沙田捐；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的漕粮折sè。往往实征是其定额的数倍，多收的款项成为各级官吏“中饱”的渊薮。在国库ri虚的同时，许多官员腰包ri盈，战争给他们带来了发财的新机会。然而，农业生产的技术和规模，限定其产出。农业税再怎么增加，毕竟数量有限。过度的搜刮使小民赔累不起只得铤而走险，只得跟随太平军起义造反，更加加剧了太平天国的声势。
随后各省地方官的眼睛转向富绅大商。对付他们的办法，就是劝捐。按照原来的捐例规定，各省将捐银数额交到户部后，再转行吏部，最后经皇帝批准发下标明捐得何种官爵的凭照。这种办法需时多ri，往往银子交上去后，很久没有下文，还要花银子打点以催促办事胥吏。为了提高效率，咸丰帝应地方官的请求，命吏部直接下发空白凭照，由地方官自填，定期汇总上报，大方的把国家官位当成商品来批发。从此，捐官捐爵成为一手交钱一手发照的直接生意。这种高效率一时xing地促发了“官爵消费者”的购买兴趣；同时，地方官握有空白凭照，不必再等户、吏两部转文，也以军需欠饷为由将卖官鬻爵的捐银截留。
上门劝捐已属给面子的客气，不给面子的带兵勒捐也已见多不怪。许多绅商畏惧官府的权势，只得一捐再捐。用白花花的银子去换几张空头官衔的黄纸。绅商遍遭勒索之后，又有官员将目光注视到在外面做过大官发过大财的回乡在籍官员身上。这些做过真官的家庭，本来就看不起捐班，对空头名衔毫无兴趣，可无奈于地方官一再劝勒，也不得不交出部分家产。
以上种种手段琦善和他手下将官、幕僚们都商议过，劝捐等手法也开始运用，好在扬州盐商富户较多，劝捐得的钱粮尚算可以，所以江北大营的维系也还没出大的乱子。但琦善也知道这种方法用一次两次可行，劝得多了，富户们也会被榨干的。所以他对荣禄说的办团练、练新军、买洋枪洋炮等建议不怎么感兴趣，他最感兴趣的是怎么筹得钱粮。
荣禄这小子提出的厘金让琦善眼前一亮，这种方式似乎比以上那些不靠谱的手段要可行得多。但琦善不知道的是。厘金在原本的历史上首行区域就是自己的江北大营，创办者乃是自己麾下江苏布政使雷以諴和他的幕僚师爷钱江。
1853年。刑部侍郎雷以諴奉旨帮办扬州江北大营军务。主要任务是筹饷。这可是一件极难办顶费力的差使。可他的一个幕僚钱江，当时颇具传奇sè彩的人物，向雷氏出了一个主意，派官兵到各水陆要冲去设关卡，对通过的货物按其价值强行派捐，这实际上是商品过境税。当时又被称作“行厘”；另对开店销货的各商人按销售额强行派捐，这实际上是商业税，当时又被称作“坐厘”。厘捐的交纳者亦可同其他捐纳者一样，领到捐得何种功名的部照。只不过这里面再也没有自愿的sè彩了。
1853年10月，雷以諴首先在里下河设立机构，向扬州城附近的仙女庙、邵伯、宜陵、张网沟各镇米行派厘助饷，最初的标准是，每一石米，捐钱五十文。雷以諴一开始抱着试一试的念头，哪里想到在半年之中，共收钱两万串。次年4月，他向咸丰帝奏报，此种方法既不扰民，又不累商，数月以来，商民无事。他还看出了此种方法的长期稳定xing，奏折中称：“且细水长流，源源不竭，于军需实有裨益。”于是，雷以諴一面宣称自己将在里下河各州县推行此法，一面提议由江苏巡抚和南河总督在各自防堵的区域里，“照所拟捐厘章程，一律劝办”。
咸丰帝收到这一奏折后，便下旨江苏巡抚、南河总督等各就当地情形安当商酌，若事属可行，亦可照雷氏的方法变通办理。这是咸丰帝第一次对厘金一事的表态。
1854年5月，雷以諴收到谕旨后，便在泰州设立分局，大张旗鼓地抽厘助饷。厘金的范围从大米一项扩大到各类粮食、家禽、牲畜、油、盐、茶、糖、碱、棉、丝、布、衣物、酒、漆、纸、药材、锅碗及各类杂货，可以说，没有一种商品不抽厘。此外，对银号、钱庄亦按其营业额抽厘。江苏巡抚、南河总督大约也在是年下半年开始设卡抽厘。到了1855年初，有人向咸丰帝奏报“大江南北捐局过多”，可见其发展规模之迅速。
1854年底，钦差大臣、降调内阁学士胜保发现了厘金的特异功能，上奏宣扬其种种好处，并请下旨各地仿行：可否请旨饬下各路统兵大臣，会同本省邻省各督抚，会同地方官及公正绅董，仿照雷以諴及泰州公局劝谕章程，悉心筹办。官为督劝，商为经理，不经胥吏之手，自无侵漏之虞。用兵省份就近随收随解，他省亦暂存藩库，为协拨各路军饷之需。
由此决定开始，满清治下各省督抚可以针对本省情况定夺，酌量抽厘。朝廷的这一决定，将征收厘金的权力下放到各省督抚手中，这对胜保的建策是一种修正，但对征收的方法及标准，均无明确的规定。户部对此并无通盘的设计，咸丰帝更是懵懂不清。他脑子里想的只是要弄到银子来应付缺口极大的军费，至于银子的来由，他不想过问，也弄不清楚。由此，各省纷起仿办厘金。
可以说厘金制度的广泛推行开始，为枯竭的省级财政输了血。按照清朝的财政制度。一切财政收入均归于朝廷，各省、府、州、县要弄点钱，只能在“耗羡”等名目上打主意。自1853年夏天之后，朝廷财政已拨不下军费，本无正当财源的省级财政却要负担为数甚巨的各军营军费。现在总算有了一个名正言顺的征收渠道，谁也不肯将此交到朝廷财政去。厘金由此成了不受朝廷控制的大财源，由各省督抚所把持。也就在这一时期，厘金渐渐脱离了“捐”的范围，明确了“税”的身份。
如果用今天眼光，厘金当属于商税。它的出现。有着历史的必然。尽管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中，商税经常成为国家的主要税种，特别是宋代，商税超过一千一百万贯，成为最主要的财政收入之一。但自明代之后。这种情况有了变化。朱元璋出身于农家，限于其个人的经历。认识不到商业的意义。国家税收主要为地丁钱粮，即农业税，商税反而减弱了，满清承袭明代做法，商税一事上也所获甚少。可以说厘金制度的建立有着巨大的意义，厘金从1853年开始一直到民国时期还在实行。它为今后中国民国百余年军阀割据的战乱提供了资金活力，各省的军阀不无都是通过厘金来获得钱粮供应他们获得武装力量，武装力量又保证了这些军阀对治下百姓收取厘金的权利，所以中国的乱世在清灭亡之后。一直存在了数十年，求其根源便是这厘金制度所带来的危害。
荣禄也不是不清楚厘金制度可能带来的后果，但他现在双目赤红，为了上位他已经顾不得着许多了，反正这个策略就算自己不提出来，再过数月也会被雷以諴和钱江所创，既然都是必定会出现的东西，自己用来上位又有何不可呢？